割據(jù)一方的幾大云南古國，為什么都沒有完成看似簡單的馴化茶種？

這篇文章，我們就來聊聊當年云南四大族團的概況及茶葉利用史，需要說明的是，由于史料，文物等物證的相對匱乏，云南的族團，古國等古代史領域仍留有諸多謎題，這篇文章旨在讓茶友們了解濮人種茶的相關背景知識，對這一云南茶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，形成大局觀和宏觀理解。

大理銀鎏金鑲珠金翅鳥，滇文化代表之一

氐羌族團與古滇國

我們先來了解下如今云南彝、白等族的共同祖先——氐羌族團，早在春秋晚期，氐羌人就從陜、甘、川等西北地區(qū)一路南下，進入云南，公元前278年，楚國將軍“莊蹻”率軍討伐滇池后，被秦軍斷了回家的后路，選擇自立為滇王，在如今的滇池一帶建立城池，并與當?shù)氐呢登既说让褡迦诤瞎泊?，后世稱這一割據(jù)政權為滇國。

貯貝器

古滇國是融合了先進楚文化與滇文化的文明，來自楚人的那部分，使其擅長青銅冶煉，留下了不少形態(tài)精美，形態(tài)獨特的青銅器，比如“貯貝器”的蓋面上就澆鑄了古滇人當時祭祀、受貢、征戰(zhàn)、狩獵、出巡等場景，再比如今藏于云南省博的鎮(zhèn)館之寶——?；~案，也出自古滇人之手。

古滇人也繼承了很多氐羌文化，其以“天”為原始崇拜對象，稱天為顛，以高山為天，由此演化出了自稱為滇、山頂為巔、頭頂為顛、頭疾為癲等文化，其后裔彝族、白族則以山鷹為天，滇池的含義也正是天之池或鷹之海，中原人則稱其為“滇濮”。

《史記·西南夷列傳》、《華陽國志》、《漢書·西南夷傳》記載，秦國一統(tǒng)七國后，秦國蜀郡太守李冰以積薪燒巖的辦法開山鑿巖，打通了一條通往云南的“五尺道”，實現(xiàn)過對古滇國的短暫征服，秦后，漢武帝于公元前108年征西南夷，滇王拱手降漢，武帝賜下滇王金印后，將滇國歸入益州郡之內(nèi)。

滇王金印

濮越族團與哀牢國

與古滇國的民族融合情況相似，哀牢古國也是由“濮”，“越”兩大族群共同建立的（學界稱其為濮越族團或濮閩族團），其中“濮”自然是屬于孟-高棉語系的云南濮人，而“越”則是屬于壯傣語族的傣族祖先。

傣族先民是從華南的百越地區(qū)遷徙到云南的，《史記·西南夷列傳》稱其為“滇越”，文明程度也比尚處于采集文明的濮人更高一些，當兩大族群在云南相遇，便逐漸融合形成了主從關系，濮人也從血緣關系更密切的孟-高棉族團慢慢脫離，成為傣族先民進入云南后最早的依附民族。（這種主從關系是當時社會條件下的必然選擇，此處僅作說明，沒有其他含義）

公元前5世紀初，濮越族團建立起哀牢古國（本質(zhì)上為部落聯(lián)盟），其盟主國為“勐達光”（中心盟國），首領被尊稱為“哀牢”，《史記》則稱其為“乘象國”，東漢永平十二年（公元69年），哀牢王柳貌宣布歸附漢朝，后中原政權在此設永昌郡。

濮越族團的影響力還不止于此，在如今的德宏、緬北一帶，濮越人以勐卯（今瑞麗）為中心，建立起比哀牢古國更強盛的部落聯(lián)盟，也即云南古代史中著名的“勐卯古國”。

漢族入滇引起的連鎖反應

繼氐羌族團的古滇國，濮越族團的哀牢國和勐卯古國之后，最后一個登場的是以漢族為代表的“南中大姓”，自“秦開三尺道，漢通西南夷”后，漢人開始進入云南，漢武帝時期建立益州郡后，漢族移民以屯墾戍邊、逃難遷徙的形式聚居在滇東北，一部份夷人也依附其中。

在南中（中原政權對滇東北和蜀南一帶的統(tǒng)稱）這種山高皇帝遠的地方，朝廷派來的太守，本地的土著夷酋、根深蒂固的大姓，彼此之間相互爭斗，又相互依存，逐漸形成了割據(jù)一方的“南中大姓”。

在多民族融合的過程中，不止是蠻夷被漢化，也有一些深受夷人影響的漢人，舉個例子，受《三國演義》及各種影視劇文化影響，諸葛亮南征時七擒的孟獲，在很多人心中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蠻族，但據(jù)學界研究，真實的孟獲并非外夷，而是被夷化后的當?shù)貪h人豪強，屬于“南中大姓”勢力。

由于文化先進，技術發(fā)達，漢族抵達云南的時間最晚，但影響卻是最大的，首當其沖的就是其勢力范圍的不斷擴張，所造成的對其他族團的沖擊，進而導致的一系列鏈式反應。

漢人在云南扎穩(wěn)腳跟后，隨即選擇南下西進，被擠壓的氐羌族團只好向著濮越族團的勢力范圍遷徙，正好此時又發(fā)生了“哀牢王柳貌歸漢事件”，失去自由的哀牢人又要面對來自氐羌人的威脅，兩個族團就此結下了梁子。

哀牢王柳貌示意圖

七年之后，新一任哀牢王“類牢”宣布反漢，東漢隨即從洱海周邊調(diào)集氐羌人進入哀牢平叛，反漢失敗后，濮越族團的勢力進一步收縮，氐羌族團也得到了在哀牢北部發(fā)展的機會。

受到壓迫的濮越族團，大部分都選擇再次遷徙，其中一部分遠走怒江以西，在這里重新建立了“勐達光”（后稱撣國），一部分投靠了由濮越族團建立的勐卯古國，還有一些則深入滇南，驅(qū)趕走此地的高棉人，占據(jù)了這里大部分土地。

這些地方，正是如今的版納、臨滄、普洱一帶，這里現(xiàn)在也是傣族、布朗族、佤族的聚居地，還有一部分當年因各種原因依然留在當?shù)氐母呙奕撕笠?，其他民族一般稱其為“本人”，即本地人的意思。

古滇四雄均未植茶

到這里，我們已經(jīng)將東漢末年之前的云南勢力簡要介紹完畢，這其中有離巴蜀文明（最早馴化出茶種）很近，發(fā)展較好的氐羌族團（古滇國等）；有被稱為“水稻專家”，農(nóng)耕發(fā)達的濮越族團（傣族先民和云南濮人）；有興起較晚，但實力最強的漢人勢力（南中大姓）；也有“本地人”孟-高棉語族（高棉人）...

這么多的勢力，都有哪些接觸并消費茶葉？又有哪些有引種茶葉？是否有成功培育出栽培型云南大葉種茶樹的？

我們先來看最早來到云南的勢力之一——氐羌族團，迄今為止，雖然沒有文物、史料等實物能直接證明以古滇人為代表的氐羌族團會飲用茶葉，但結合巴蜀文明的影響和當時的時代背景，茶雖然不是他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，但上層古滇人喝到巴蜀茶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。

舉個例子，與古滇國不遠的四川廣漢市西北部，曾出土過令世界震驚的三星堆文明，這不止是因為那些青銅器飄逸超脫的造型，更在于這些青銅器的化學成份與四川乃至華夏文明范圍內(nèi)的地區(qū)都不同，卻與同時期的米坦尼、邁錫尼等地中海青銅文明使用的一致，都是來自大月氏國（今阿富汗）。

（注：三星堆青銅器礦源的說法不一，有“瑞昌銅嶺商周礦冶說”、“金道錫行說”等，“阿富汗說”為其中之一，這里僅作副證參考）

更直接的證明是，通過碳年齡測定后，之前西藏阿里地區(qū)故如甲木寺遺址發(fā)現(xiàn)的一組有機殘存物，被認定為是距今約1800年的茶葉，這表明在公元3世紀左右，茶葉已經(jīng)被輸送到海拔4500米，生存環(huán)境嚴酷的西藏古象雄王國，而文明程度相當，運輸更加方便的上層氐羌族團，消費來自巴蜀地區(qū)的茶葉也是非常合理的。

不過，氐羌族團世居的滇北地區(qū)，至今沒有發(fā)現(xiàn)大型古茶樹群落資源，以及與茶有關的文物、紋飾，而在彝、傈僳、哈尼、阿昌、拉祜等氐羌族團后裔中，最早的茶傳說也不過是明顯受到了漢文化影響的“武候遺種”和“孔明興茶”，并沒有像濮人那種從遠古時代流傳至今的茶史詩。

古人對其的記載也是如此，唐朝《蠻書》中那句“茶出銀生城界諸山”，被公認是云南植茶史的文字記錄開端，也說明了當時的上層氐羌后裔在模仿初唐茶風時，也并不在當?shù)胤N茶，而是依靠滇南茶山供給。

因此，綜合目前所發(fā)現(xiàn)的各項證據(jù)來看，陸離認為在東漢末年之前，氐羌族團雖然會偶爾消費巴蜀茶，但并不種茶，也就沒有引種蜀茶，更沒有培育出栽培型大葉種茶樹。

屬氐羌族團后裔的彝族老人，與三星堆出土的青銅人像對比，大家覺得有相似之處嗎？

而漢人勢力的情況如何呢？首先，“南中大姓”的上層飲茶一事肯定是板上釘釘，西漢時以茶為藥，《神農(nóng)本草經(jīng)》也將茶列為安心益氣，聰察少臥，輕身耐老的上品藥材，茶是當時在中原社會中上層里普遍流行的飲品，南中的太守、官吏等上層自然都會有所接觸。

那么，比氐羌族團文明程度更高，實力更強的南中漢人，是否會從巴蜀地區(qū)引種茶葉呢？這個問題相對難把握，一方面，滇北昆明、大理古時就有感通茶這一名茶，也有與蜀茶同源的“小葉茶種”。

另一方面，又缺乏證據(jù)能間接或直接證實當時的滇北已經(jīng)產(chǎn)茶，再加上馴化茶種，培育茶樹是需要多年才能完成的系統(tǒng)性工程，南中地區(qū)的政局又一直是動蕩不安的，綜上所述，陸離保守認為在東漢末年之前，云南的漢人勢力并沒有規(guī)模種茶，更沒有完成培育出栽培型大葉種茶樹的重任。

既然實力較強的氐羌族團和南中漢人都對植茶不感興趣，那實力較弱，對滇南情況了然于心的“本地人”孟-高棉語族，又是否會對植茶產(chǎn)生興趣呢？這里我們采用假設的方法來反證。

首先可以肯定的是，孟-高棉語族所處的滇西南一帶，擁有著極其豐富的野生茶樹資源，以采集游獵為生的孟-高棉語族，也一定會有采摘和食用野茶的習慣，這屬于之前提到過的“初步馴化茶種”階段，但在“充分馴化茶種”上，各個方面的驗證都得向了否定的結果。

上文提到，孟-高棉語族（孟人、高棉人）的文明中心在如今的柬埔寨一帶，滇西南已經(jīng)是他們的勢力邊緣，如果高棉人在東漢末年之前已經(jīng)培育出了栽培型茶樹，那如今的柬埔寨等地區(qū)應該有遺存下的大片古茶園，再不濟也會留下一些種茶痕跡。

高棉人遺存下的著名建筑奇觀——吳哥窟

如果說曾經(jīng)種下的茶樹可能會隨著人的遷徙而被雨林泯滅，那當?shù)厝艘惨欢〞泄爬系牟杷缀筒枋?，但這些都沒有被發(fā)現(xiàn)，更何況當古滇國興盛和漢人遷入云南知識，高棉人還沒有進入農(nóng)耕文明，社會基礎決定上層建筑，這樣的社會條件，并不具備培育栽培型古樹的條件。

可能的對象被一一排除后，最后只剩下居住在哀牢古國，依附于傣族先民的云南濮人了。與孟-高棉語族的情況相似，云南濮人也在充分利用野生型茶樹，但現(xiàn)有的史料都指向了一點，那就是在東漢末年以前，濮人尚未培育出栽培型茶樹。

哀牢古國是一個與周邊國家常有貿(mào)易的勢力，東晉時期記錄中國西南地區(qū)的《華陽國志》，以及二十四史之一的《后漢書》中，都留下了當?shù)亍耙宋骞刃Q桑，出礦產(chǎn)寶貨，珍奇異獸”的記載，甚至連濮竹，桐華布，蘭干布等瑣細特產(chǎn)都有收錄，唯獨卻沒有產(chǎn)茶方面的記載。

此外，有關云南產(chǎn)茶的最早文字記錄《蠻書》中，也說“銀生城界諸山”，“諸山”已經(jīng)被認定在今普洱一帶，而不在永昌這一哀牢故地，實際上哀牢古國也沒有留下栽培型古茶樹、文獻古籍，民俗史詩等任何記載，因此，目前所掌握的證據(jù)只能證明，哀牢古國時期的云南濮人尚未開始植茶。

那么，濮人又是在什么原因下才開始種茶的？為了讓茶友們更全面，更容易地理解濮人植茶的全貌，下篇專題文章，將采取“濮人是不是云南最早的茶農(nóng)？為什么是濮人最早植茶？濮人是如何完成植茶的？”的順序和大家一同探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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